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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特纳北大敲响转型战鼓

发布时间:2021-01-22 08:24:39 阅读: 来源:垃圾焚烧炉厂家

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财长盖特纳,6月1日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美中两国都需要进行重大的政策转变,以帮助全球经济摆脱当前的危机,并走上可持续增长的轨道。

他称,在美国,储蓄率将不得不上升,同时美国消费者的购买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作为增长的主要动力;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扩大内需,降低对美国出口的依赖程度。

在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看来,两大经济体的这种巧妙的同步再平衡的可能性非常低,中美你消费我搭车的共生状态很可能为紧张的局势所替代。

还好,缓解紧张为时未晚,正如盖特纳在演讲结束时所说——— 我期望和你们一起努力合作,并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

●如果中美陷入不和,将两败俱伤

昨天上午10点55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中心周其仁教授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后,美国财长盖特纳开始了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盖特纳在演讲中称,在继续处理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同时,还要在恢复一旦确定时,重视为未来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更加均衡奠定基础(图1)。

盖特纳表示,共同的挑战是要认识到一个更加均衡的、可持续的全球复苏将要求中美两个经济体经济增长构成的变化。

盖特纳称,在美国,储蓄率将不得不上升(图2),同时美国消费者的购买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作为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中国,正如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的,可持续的增长将要求一个非常重大的从外部需求到国内需求、从投资和出口密集型增长到消费导向型增长的转变(图3、4)。

美中两国都需要进行重大的政策转变,在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看来,需要中国和美国齐心协力寻找共同的解决方案。

罗奇表示,美国消费者一直是全球经济需求端的主力(图5),而中国生产商则向来是供应端的主力。很少有人会对其益处持有异议。在2007年中期之前的4年半里,世界G D P增长率平均值接近5%———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全球经济最强盛并且持续最久的繁荣期。但是现在,两台引擎正开始减速,适逢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世界经济大势不妙。这对任何一方乃至双边关系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所以,需要中美寻找共同的解决方案。如果两国陷入不和,那么它们将两败俱伤———并对饱受危机肆虐的全球其它经济体造成严重后果。赌注是巨大的。没有犯错的余地。

●罗奇:同步再平衡的可能性非常低

只要储蓄短缺的美国经济继续维持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以支撑过剩的个人消费,它就需要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债权国为其提供国外资本。同时,只要储蓄过剩的中国经济需要通过出口导向型的就业增长,来维持社会稳定,那么它就需要世界最大的消费国来吸收其产出。但是,如果这些条件变了,会发生什么?

罗奇认为,美中共生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关系———它反映出了双方利益的契合,但这种契合只能维持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

诚然,如果美国开始增加储蓄--对于过度消费的后泡沫时期的消费者而言,这种可能性非常大———那么要从中国借入储蓄盈余的需求就会消失。

反之,如果中国开始增加支出——— 鉴于其对出口及投资的过度依赖,这种可能性同样也非常大———那么它借给美国的额外储蓄也会减少。如果这两方面的调整恰好精确地发生在同一时刻,那么一种不间断的共生状态就有可能发生。

罗奇认为,两大经济体的这种巧妙的同步再平衡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低。这说明,共生状态被不均衡 状 态 取 代 的 可 能 性 越 来 越大———为美中关系的紧张局势提供了新的缘由,就是随着经济衰退,美国失业率不断攀升,引发贸易摩擦的政见很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支持。比如说,2005年至2007年期间,足足45条反华贸易法规被提交到美国国会。尽管当时没有一条获得批准,但现在却存在变数。

美国驻华使馆公使贸易参赞安凯彬向记者表示,毕竟中美贸易逆差非常大,2008年是6663亿美元,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贸易赤字,会引人注目。但一个国家的贸易赤字,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包括宏观经济的比如说储蓄率、利率各方面原因所造成的,其它国家的保护措施和贸易政策是一部分。所以,比较全面地去看待这个问题是理性的,这需要两个国家的领导理性地处理这个问题是应该的。

安凯彬表示,奥巴马的贸易与经济政策还在形成当中。奥巴马贸易政策跟以往也有一些不同,连续性的是跟以往一样坚持自由贸易的政策,有所不同的是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要更多地去重新建立一个在美国全国对贸易的共识,因为经济形势表明这个共识已经在相当的程度被破坏,比如有很多自由贸易协定在国会一直未能通过。

●中国再平衡的需求从未如此迫切

“耗时多年的美国消费低迷无异于一场全球消费冲击,将长期拖累任何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罗奇说,值得中国警惕的方面,首要一点,中国的决策者绝不能过于乐观地指望外部需求模型会再次奏效。因此,中国再平衡的需求从未如此迫切。中国必须把过度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型转向内需推动的增长模型,这种需求正日渐紧迫。

罗奇表示,中国推出的4万亿元基础设施为主的积极的财政刺激措施会暂时有效。这种措施借鉴了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0年至2001年全球轻度衰退期间中国所采取的反周期方案。但是随着美国消费者开始一场历时多年的消费缩减,这些行动并不足以弥补中国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所面临的结构性漏洞。

事实上,中国早就看到了这些问题。两年前,温家宝总理警告说,对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深表担忧。2006年颁布的“十一五计划”也提出了这些问题,强调中国经济必须开始一个重大的结构性转变,从出口主导型经济转向消费驱动的增长。

央行最近发布的《2008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关于东莞农民工真实生态的一些调查数据,非常有现实的价值和意义。调查显示,东莞最低工资标准从1994年的350元/月提高到2008年的770元/月,15年间年均增长速度不足5%,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21%,但在消费支出上,有近六成农民工每月消费在500元以上。如果把上述调查中的数据与中国经济长期面临的消费不足的痼疾,乃至与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放到一起解读,相信能给即将启动的收入分配改革如何建立农民工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以启示。

对此,银河证券分析师喻国祥表示,长期以来,谈起“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劳动力廉价”常常被“美化”。抛开最低工资本身的是非不论,央行调查报告的数据告诉我们,依靠劳动力低廉的成本优势的“中国模式”虽然创造了经济奇迹,但这种模式显然建立在“利润挤压工资”的畸形分配的基础上,由于收入太低导致居民购买力低下,从而导致消费不振。

在外需旺盛的情况下,这种分配的弊端不太显性,但当外需大幅度下滑的时候,通过“挤压居民工资创造竞争优势”的模式必然导致所谓的“产能过剩”———国内居民在劳动报酬没有正常增长的情况下,不可能产生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的消费能力。因此,劳动力廉价与其说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毋宁说是中国经济的最大软肋。 本报记者 龙金光 实习生 段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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